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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炯（1907—1992年），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1934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新中國成立前，曾在江蘇省公路局、四川省公路局等單位任工程師、總段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在雅甘工程處、康藏公路工程處、西南公路工程局、西藏交通局、交通部科學研究院重慶分院道路研究室、廳科研所等單位工作。他在川藏公路踏勘與測量中，帶領踏勘隊為踏勘昌都至拉薩間的線路，翻越62座山峰、涉淌600多條大小河流、勘測出3200多公里的比較線，歷時1年4個月，來回走了5000多公里。在路上，他們曾經有3個多月和部隊失去聯系，飽嘗各種艱辛苦楚。報刊文章贊譽為“人民工程師”。

“父親是民國時期武漢大學的高材生。1951年初，父親接到前往西藏的踏勘任務時，我才四五歲，母親葉俊姝還在照料襁褓中的二妹，可想而知，父親當時的內心多么掙扎?！?/p>

1951年元旦，雖然西藏昌都已經實現解放，但《十七條協議》尚未簽訂。為了解放祖國最后一塊領土的全境，早日把公路修通到拉薩，18軍高層把修筑公路提到了最重要的議事日程。

這一天，余炯接到了重慶公路總段轉來的西南交通部電話通知，派他擔任昌都至拉薩公路踏勘隊隊長，請盡快安置好家人，隨時待命出發。

余炯一家人。攝于上世紀50年代初

余炯眉頭一鎖，出于職業習慣，問：“咱們現有哪些資料？”

電話那頭回答：“工程處沒有任何關于西藏的現成資料?！?/p>

出發的時間，已是3月，余炯等7人小隊趕赴新津。18軍后方司令部派楊士舉任指導員，成立第一踏勘隊，一行10人開始了萬里踏勘。為了保證踏勘的質量、節省開支，18軍后方司令部決定：全隊人員雖配備了騾馬，除因重病及特殊情況外，一律步行踏勘，不騎騾馬。

身為踏勘隊隊長，余炯知道，公路選線應考慮地形地貌、沿線的經濟發展程度、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需求，通過圖上與實地踏勘選線，達到工程造價最低、線路最優的目的。他更明白，前方將士們饑寒交迫，亟需修通公路運輸物資，因而這又是一條國防線、生命線、補給線、團結線。

根據各自特長，踏勘隊進行了詳細分工：由余炯負責選線及橋涵調查，工程師趙厚孝負責土石方數據調查，葉祖镕負責地形圖測繪，技術員劉黎光負責測距離和高程，實習生曾慶高負責讀角和經濟調查，其他人員則承擔后勤保障、安全保衛、溝通外聯等工作。

在新津，余炯掌握的進藏道路基本情況是：昌都到拉薩，有中、北、南三條人行道路。

中路最短，是西藏地方官員和僧俗群眾的“官路”，即由昌都經恩達、洛隆宗、碩督宗、邊壩宗、嘉黎宗、太昭、德慶宗至拉薩。中路要橫跨瀾滄江、怒江上游的不少支流，還要翻越十幾座山勢險惡的大雪山，且地形起伏大，修筑公路難度極大。

北路較長，即由昌都經恩達或類烏齊到覺恩，再經丁青、塞札宗、索宗、比如宗、總若松多大草原、旁多宗、林周宗至拉薩。這條線路地勢高寒、人煙稀少，相對好走，有利于途中放牧隨行的騾馬，被商賈所青睞，且已設兵站，有利條件多。

南路最長，即由昌都經邦達、松宗、波密、德母宗、太昭、德慶宗到拉薩。這條線路海拔較低，氣候比北路溫和，村莊和耕地較多，不缺筑路材料。但由于密林叢生、自然災害頻發，人們一般不走這條路。南路未設兵站，治安、通信、給養等問題在短期內無法解決，不能冒險前往。

經過分析比較，最終踏勘隊舍棄中路，只踏勘南、北兩路，先北路后南路。從新津到甘孜，此時公路已經修通。由余炯帶領的第一踏勘隊，受到了18軍后方部隊司令部司令員陳明義的親切接見。

 今日甘孜

陳明義了解了余炯的家庭情況，伸出有力的大手，握著余炯等踏勘隊員的手，熱情地說：“歡迎你們！你們是世界屋脊第一條公路的開路先鋒！”

踏勘隊員受到鼓舞，精神振奮。余炯再次出于職業習慣，問：“司令員，您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有關踏勘公路的資料嗎？”

陳明義攤開雙手，搖著頭說：“同志們呀，在世界屋脊上修公路，前無古人，哪有資料？你們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隊。修筑康藏公路的資料，就要由你們來提供！我國交通史上的這一空白，就要由你們來填寫！”

說到這里，陳明義取出一個文件袋，里面有一張普通的西藏地圖，還有我軍先遣部隊調查獲得的一些地圖和簡要文字，算是給他們提供了一丁點兒“資料”。

余炯反映困難：“我們人數太少，沒有發報機……”

陳明義朗笑一聲，說：“你們沿途到了兵站，用兵站的發報機與我們司令部聯系。主副食，也由兵站供應。”

余炯想了想，覺得沒有困難了，鄭重地點了點頭。

在甘孜，雅礱江水不舍晝夜，滾滾流淌。向西望去，綿綿群山無盡頭，天地一片蒼茫。那一刻，余炯想起遠在成都的妻女，思念在蔓延，可是山高路遠，錦書難寄。而今使命在肩，只有咬緊牙關、不辱使命，完成首長交付的重任。

踏勘隊出發的第二天，就碰上雀兒山?？挡毓飞虾０巫罡叩娜竷荷剑?952年元旦前才得以通車，這是八九個月后的事兒。余炯和隊員們在攀爬時，看到公路沿線上的帳篷，像一朵朵白蓮花盛開在崇山峻嶺之間，戰士們正在輪流作業、日夜施工，堅決打贏這場“攻堅戰”。

余炯在一篇回憶錄里這樣寫道：“……山上山下蓋著厚厚的積雪。我從山腳登高到幾十米處，已感到呼吸十分困難，雙腿陷入雪窩二尺，真是舉步艱難，走一陣喘一陣，午后5點左右爬到山埡口時，手臉已凍麻木。晚上9點前后才下到山西側的西臺站，這里仍是冰天雪地！行軍一天又冷又餓又累。有的人一停下來就暈倒在雪窩里！我們在雪地上一面搭帳篷一面燒晚飯。夜里睡在雪地上，嚴寒缺氧，難以入睡！第二天我們又繼續前進。為了踏勘公路，我們終于克服了意想不到的艱苦困難，翻過了雀兒山！”

1951年6月5日，余炯率領踏勘隊從昌都出發，開始了北線的踏勘工作，日進度大致為15公里。

1951年6月底，余炯率踏勘隊抵達北路的丁青。丁青，藏語意為“大臺地”，是北路途中的最大城鎮，設有一個大兵站，有商業市場。余炯得知，昌都地區即將成立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將在這里設立駐三十九族地區第一辦事處。在這里，兵站領導熱情接待了他們，給他們補充了代食粉、脫水菜、酥油、鹽巴等主副食。

丁青一帶耕地多、村莊多，西北高、東南低，是藏北草原向橫斷山脈過渡的地勢，也是氣候分界線。西出丁青，地形逐漸上升，直到三座大山腳下。這幾處大山，山埡口分別是4500米以上。

翻越大山時，踏勘隊見識了高原的山上的天氣。一會兒是烈日灼曬，一會兒是雨雪連綿，一會兒是狂風呼嘯。夜晚宿營，踏勘隊盡量選擇在背風處、山坳處。他們看到滿天星斗低垂在天幕，也看到大雪紛飛后的帳篷被積雪壓塌。

今日丁青一角

到了索宗兵站，軍代表從安全和給養考慮，建議踏勘隊經那曲趕到拉薩，但小分隊從公路里程著想，仍選擇經比如宗、總若松多、旁多宗、林周宗至拉薩的路線進行踏勘。

兵站經多次交涉，索宗的噶廈政府官員同意給踏勘隊開具通行公文，要求沿途官民提供援助，按價提供運輸牛馬、食物。

在“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四處一片冰雪世界。踏勘隊遇到了一個困難：患上了雪盲，雙眼疼痛難忍。這樣的遭遇還是第一次遇見。于是，大家學習藏族同胞，把頭發披在眼前走路，或者在手帕上扎些小孔，掛在腦門、擋在眼前，減少雪光對雙眼的刺激。

在沒有護目鏡、墨鏡的年代，雪盲困擾過許多進藏將士，大家都是憑借一些土辦法減輕了雪盲癥的危害。

8月中旬，踏勘隊翻過了唐古拉山，這時道路越來越陡。因為海拔過高，又要背負重物，大伙兒呼吸急促、唇干舌燥、頭重腳輕，最終翻越了5000多米的山口，進入一片大草原。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遼闊、荒寒的草原，泥沼、水澤遍布，長滿扎腳的草樁，根本尋不出一條人行小道，也沒見人煙和牛羊。道路難走，大家一天只能踏勘五六公里。

有一天，草原上大雪呼嘯，整個草原一片蒼茫。隊員葉祖镕在工作途中迷路，站起來一看，發現隊友們都不見了。他焦急地呼喊，忽見遠處有一個小黑點在向他移動。他本能地解下胸口掛著的小刀，用來防身。

黑點兒變大變長了，原來是一位藏族同胞。藏族同胞在距葉祖镕十幾步處跪下，面帶著恐懼，稱他為“本波啦”（對長官的尊稱）！

葉祖镕松了口氣。進藏路上他已學了一些藏語，通過交流，發現這位藏族同胞以為他是過路的噶廈政府官員或藏軍，以為要抓他去支差，這才害怕起來。

葉祖镕驚魂未定，連忙扶起藏族同胞，遞上一根香煙，用藏話問：“你來的路上有帳篷沒有？”

藏族同胞用手一指，說：“有，在那邊?！?/p>

“有多遠？”

“近啦。本波啦，卻朗牙模牙摸熱（長官，您真好）?！?/p>

“我不是長官，我們漢藏是一家人?！比~祖镕回答。

傍晚時分，葉祖镕終于找到了隊友們。余炯聽了葉祖镕的講述，很是后怕。他是隊長，要為隊員的生命安全負責，此后每次踏勘，總是叮囑隊員們萬分小心，最好彼此出現在隊友的視線范圍內。     

今日的拉林高速

踏勘隊整整花了7天時間才穿過這片草原。隨著海拔的降低，大家心情輕松愉快了許多，看到藏野驢、藏羚羊等動物在草原上飛奔，令人心曠神怡。這時，踏勘隊進入農業區，見到許多村落，知道離拉薩已經不遠了。

1951年10月底，踏勘隊終于進入拉薩。一路上，騾馬減少了，糧食消耗殆盡，手頭的資料卻變得豐富起來。18軍參謀長李覺親切接見、慰問了踏勘隊成員。

余炯向李覺報告：踏勘隊的踏勘里程為985公里，步行里程遠遠超過這一數字；預計工程量土石方約1000萬立方米，橋梁187座，經過有名大山12座；大部分路線地勢高寒，其中位于海拔3000至4000米者占10.6%，位于4000至5000米占85%，位于海拔5000米以上者占4.4%；極少數地段偶有喬木，部分地段長有灌木，少數地區產青稞、芫根，絕大部分地區為草原；牧區藏族群眾的燃料全用牛糞，農業區的燃料間有灌木，但以牛糞、青稞稈為主……

按原計劃，踏勘隊準備踏上南路歸途，但臨時改變了計劃，決定增加踏勘則拉宗經曲水至拉薩路線，作為南路西段的比較線。

1951年12月，余炯率隊再次啟程，翻越了海拔近5000米的工布帕拉大雪山。在半山陡巖上，時有三五只野山羊尋食。當他們轉過一處突出的巖嘴時，忽見一只狼正在路邊吃野山羊。槍響，狼跑，野山羊成了踏勘隊的美味。

南線的歸途，到處都是耕地、村莊、密林，但已經是冬天了，道路依然不好走。在一片原始森林里，踏勘隊與一只大狗熊不期而遇。大家沒見過這種龐然大物，頓時慌忙起來，有的躲起，有的爬樹，有的舉槍，直到它離開人行道，大家才啞然失笑。

1952年初，踏勘隊繞行至雅魯藏布江，沿岸氣候溫和，農產品種類豐富。在河谷地段，江河湍急。峽谷懸崖之間，人跡罕至。加之雨水多，到了夜晚宿營，大家只能用多塊雨布連接成大帳篷才能抵擋雨水。

踏勘隊攜帶的地圖，雅魯藏布江是用虛線標注的。為了探索這段長約30公里的地段，余炯決定兵分兩路：一路沿峽谷輕裝上陣，一路人趕著騾馬走高山。

走了一段，江面變窄，只有二三十米。這里河床落差大，江水轟隆震耳，兩岸全是懸崖絕壁，羊腸小路也斷了。

前方唯一的所謂的“路”，是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在巖上架的幾段不在一個水平高度上的獨木棧道。高低棧道連接處，裝有獨木梯連通，只能一人單向在棧道上手扶懸崖絕壁一步一步向前挪動。

還有一段“路”，是在坡度達50多度的光溜溜大巖石上通行，大巖石上鑿有許多深深淺淺的“腳印”，用來落腳。

余炯曾在文中這樣記載：這“要道”20多米長，年代久了，光滑的淺坑變成和腳板大小相近的斜槽。而腳下100多米處，是波濤洶涌的江水……只見隨行的向導脫了鞋，輕巧而迅速地從斜槽上走過去了……

余炯未脫皮鞋，跟在向導的后面走，剛走了幾步，兩腳便倒轉不過來，不能前進，也無法后退。此時，他的硬鞋底在斜槽里打滑，雙腳擠在一個斜槽里發抖，隨時都有掉進江里的可能。正在這時，翻譯人員洛隆澤看見了，大聲呼喊前方的向導趕快掉頭搭把手，而他在后面扶著。就這樣，余炯終于走出了險地。

后面的隊員見狀，紛紛脫去鞋，在向導、翻譯幫助下，一個接一個、小心翼翼地慢慢走過。余炯回頭看著走過的路，躺在原地大聲喘氣，衣服都濕透了。

藏東南地區的藤橋

在測量、設計橋位時，踏勘隊要根據不同的條件，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有時，在河面上架一道溜索，在溜索上系一塊木板，把人系在木板上測量河床的斷面和流速。有時，要把自己“懸掛”在懸崖上。

在余炯的回憶錄里，還記載了葉祖镕和另一名隊員一面手拉著系有鐵錘的繩子，一面在懸崖上臥伏數小時開展測量的故事。當他們從懸崖上下來時，已被高原上的烈日曬得頭發昏，口渴得連唾沫都吐不出來。

一年多的踏勘途中，踏勘隊經過的地方往往幾十里路沒有人煙。余炯帶領的隊伍睡過帳篷、民房、寺廟，也睡過巖穴。久而久之，也習慣了爬雪山、穿峽谷、走草甸、蹚冰河，可是大家一想起陳明義司令員充滿殷切和期望的眼神，便沒人喊累、沒人叫苦。

由于尚未設立兵站，他們饑一頓飽一頓，衣衫破爛、滿頭長發、面黃肌瘦。他們想聯系18軍后方司令部，可是山高路遠，沒有發報機，連小鳥也傳不了音訊。

在怒江北岸一個叫丁根村的村子里，村里的頭人和一些長者在村口迎接隊員到來。踏勘隊已數月沒用酥油煮茶了。翻譯托頭人幫忙買點兒酥油。第二天清晨，頭人手托一個盤子，挨門挨戶地收酥油。

半小時后，頭人帶著十幾個人到踏勘隊，盤子里托著一塊大約3斤重的酥油，他面帶懼色地說：“我們村子人很少，牛也不多，這一點兒酥油是全村百姓的敬意，太少了，請原諒?！?/p>

翻譯把3塊銀圓交給頭人，對他說：“謝謝鄉親們，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買了酥油一定要付錢?！?/p>

不料頭人直往后退，不敢收銀圓。他擔心解放軍嫌酥油少，給他找麻煩。

余炯再三講明政策，最后，一位老人帶頭人接過銀圓，雙手捧著銀圓舉到額前，老淚縱橫地說：“每次藏軍經過這里，不是搶奪攤派，就是燒殺，拿去的東西從來不給分文。想不到會有你們這樣好的隊伍，不但對我們很和氣，吃酥油還付大洋。”

這時，老人身邊的幾位長者和婦女也相繼接過銀圓捧在額前，向踏勘隊道謝。太陽緩緩升起，隊員們離開村子又出發上路了。村民扶老攜幼，到村口相送。余炯回頭張望，還看到很多村民站在村口，向他們揮手致意。

1952年9月，當余炯帶領踏勘隊完成任務回到昌都時，形同“野人”。筑路部隊司令員陳明義和政委穰明德緊握他們沉甸甸的踏勘報告，凝視著他們歷盡艱辛的面容，忍不住流下了滾滾熱淚：“同志們，歡迎你們！你們受苦了！”

據成都作家蔣藍的《天路敘事》記載：“幾天后，第一踏勘隊的地形圖和踏勘調查報告都繪寫完成了。他們將地形圖用圖釘釘在墻上拼接時，基本能閉合，感到無限欣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這是全體隊員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長途跋涉共同努力的成果啊?！?/p>

這時，康藏工程處已經改組為第二工程局，總部設立在昌都。余炯在總結會上說，沒有進入南路踏勘的原計劃是十分遺憾的。該段由上級另組踏勘隊伍進行了踏勘。后經分析比較和上級批準，川藏公路采用了由然烏進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經林芝、太昭至拉薩的路線。這條線在當時的踏勘圖中稱中路，以后統稱為南線。

像余炯這樣帶領的踏勘隊，陳明義將軍先后派出了十多支。他們為了找出一條通往拉薩最合理的路線，走遍了大半個西藏，初步揭開了西藏地形地貌的神秘面紗，為后來者修筑雪域高原公路網奠定堅實基礎。

他們大多是理工科專業，不善言談，更不會著書寫文，沒有留下名字，很多踏勘故事被塵封在歲月的云煙里。

有人說：“在沒路的地方修路，踏勘定線是第一步，然后才是測繪、設計和施工?！?/p>

有了基礎資料，昌拉公路選址問題迫在眉睫。1952年8月，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在西藏昌都召開第一次修建會議，討論公路走向問題?？删烤故亲吣暇€還是北線，最終沒有爭論出一個結果。同年9月，陳明義將軍、穰明德政委來到重慶，向時任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匯報工作。最終，賀龍同志確定公路先走南線，將來修北線。1953年元旦，毛主席揮筆在《關于康藏公路定線的報告》上批示：“同意此項意見，公路走南線?！?/p>

余炯等開路先鋒所率的十余支踏勘隊，用第一手寶貴資料，為黨中央、西南局、18軍后方司令部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新華社高級記者、作家陳輝指出：“為了勘察一條合理的、理想的路線，他們要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人跡罕至的懸崖絕壁，蹚過冰冷的激流湍澗。冬季在攝氏零下30多度的山頂上，冰雪漫天、寒風刺骨；夏季在多雨的通麥、林芝原始森林，踩著腐爛的樹葉，提防著老虎、棕熊、雪豹等野獸的突然襲擊，忍受著螞蟥、蚊蟲的叮咬，堅持踏勘。他們稍有不慎，就有凍僵在山頂或滑坡墜落深淵的危險。踏勘人員，有時靠在石崖下或躺在沒膝的雪地里度過漫長的寒夜；有時白天累得疲憊不堪，晚上還得站崗放哨?！?/p>

此后幾年，余炯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放在了西藏公路建設事業上，擔任過西藏交通局的要職。在余炯兩個女兒的心里，父親的形象是高大的，每次從西藏回來，會給女兒們帶些風干牦牛肉等食品。

二女兒余又蓉說：“每次他回成都，身上總有酥油味。他很愛我們，每次回來總跟我們做游戲，讓孩子們騎在他背上。”

1958年，在川藏公路上摸爬滾打多年的余炯受到筑路英雄的感召，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西藏培養了許多弟子，其中有一個叫孔繁瑞，后來調入了交通部?！懊看我姷娇追比?，父親都很高興，聊的都是有關西藏的話題?！贝笈畠河鄷匀卣f。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都市青羊區紅墻巷有一座四合院，這是余炯一家與親戚合買的房子。每次余炯回到家，整個四合院便洋溢著歡樂，《歌唱二郎山》的旋律響徹院落。1956年，余炯的第三個女兒出生，取名余葉蓉。三個女兒的名字中都有一個“蓉”字，足見他對成都家人的思念和眷戀。

1957年，西藏貫徹“六年不改”方針，機構和人員大收縮。余炯于1958年春，調回交通部科學研究所重慶試驗研究室工作，后輾轉多個單位，一直沒離開過公路交通系統，成長為四川交通行業里的一名“老公路”。他曾擔任四川省交通廳公路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被四川政府授予從事科技工作50年以上榮譽證書，中國公路學會、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分別對他辛勤耕耘半個世紀的工作給予表彰。

在他家里，擺放了一幅四川交通地圖，他能準確地指出哪一段公路的修筑經過，熟悉修筑每一處橋梁、每一個隧道的背后故事。即使在“文革”期間被罵為“臭老九”，他都會對著地圖沉默半天，然后對家人和同事恢復笑容。

在女兒們的記憶里，余炯一輩子從沒患過病，第一次患病是1991年底。1992年2月12日，身患肺癌的余炯與世長辭。女兒們說：“父親這一輩子，太辛苦了。不是在公路施工的工地上，就是在踏勘的路上?！?/p>

今天，當您打開西藏交通地圖，看到國道318、317線蜿蜒向西延伸，當自駕的車輛一路西行，穿越藏東峽谷、藏南密林、藏北草甸，請別遺忘這些雪域高原的開路先鋒們。

這些公路的部分路段，曾留下過余炯等開路先鋒艱難跋涉的腳印。他們，當之無愧是祖國西南交通事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