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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老兵楊元春的家庭故事
我的父親叫楊元春,1913年5月出生,四川雅安人。他1951年底參軍,隨18軍54師工兵五團進藏,成為一名木工,修過康藏公路、雀兒山路段。有一次搶修橋梁,需要炸石頭。爆破石頭時,一塊小石頭飛來,炸斷了他右手食指的韌帶。后來,這根手指再也伸不直了,記憶中父親一直用左手拿筷子吃飯。最后,他與戰友們一邊打仗一邊修路,一直把公路修到了拉薩。退伍后,他被分到八宿縣白馬養護段,成為一名普通道班工人,在扎西道班和沙木道班、瓦達拉根道班干過。后來,養護段組建了技工隊,把父親抽到技工隊里,主要搶修橋梁、涵洞。1954年,父親娶了我的母親澤久卓瑪。沒多久,我出生了,成為一名“藏二代”。
楊華山的父親楊元春
1957年,我隨著父母回到內地成都,父親在一家工廠里工作。由于母親那邊的親人還留在西藏八宿,加上她的漢語說得不好,老思念她父母,又感到很孤單,便總鬧著要回八宿。父親曾想過離婚,可組織上不批準,不但不批,還做父親的思想工作。1958年,他倆就又一起回到了西藏。那時候的八宿,組織機構還沒有完善,他們只能回到母親的家鄉折巴村當農民,靠父親的木工手藝維持生活。
隨著叛亂蔓延到八宿,匪首聽說母親嫁給了漢人,要求乃然宗本把父母親、我和大妹妹白瑪塔措都抓了起來,派乃然村的曾卡扎西、四郎澤培,折巴村的扎西達吉、布窮瑪把我們一家4口押送到洛隆縣。押送經過的村落主要有:第一天從乃然村送到扎西澤村,然后到了瓦鄉的瓦村、夏里鄉的夏里村、擁鄉的查墊村,最后經洛隆縣的益西村到洛隆宗。
一路上,我們都是被綁著的,到了一個村后又交給下一個村押送。經過有的村子時,他們沒見過漢人,圍觀起來打罵父親。路上,妹妹不小心掉到水里,父親只能用嘴咬住她身上的繩子,把她拖起來。就這樣,我們一路要飯,一路遭受凌辱,被押到了洛隆的一座“監獄”里。
我們家人被關押過程中,還遇到一個給解放軍送信的藏族小伙兒。為逼他交出信件,大叛匪噶魯親自對他進行拷打。小伙著急把信送出去,就在母親出去要飯時把信從鞋幫子里取出,托母親交給部隊。
楊華山的母親澤久卓瑪(右)和兒媳高守芬
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洛隆平息叛亂,土匪自顧不暇,扔下我們一家四竄逃走。此時,我們一家遇到了在昌都軍分區糾察科工作的江村羅布同志。他問父親回八宿還是留在洛隆,父親選擇回八宿,部隊就給我們送了馬匹和糧食。
當父親原路返回翻過拉窮拉的山口時,在岔路口走錯了路,竟到了封閉落后的土匪村——約巴村,又被約巴村的土匪頭子加瓊抓了起來,被關到裝糧食的木頭倉庫里。幾天后,當他們決定把我們拖去樹林里全部殺掉時,解放軍的一個班從樹林里殺出來,把我們全家從死亡線上救了出來。
這次奇跡的發生,想起來跟電影里演的一模一樣。而后,班長叫母親送信給丁卡村工作組的負責人何爾甲同志。后來何爾甲同志擔任過八宿縣教育局局長,也經常談起我家遇到的事。就這樣,我們一家在約巴村得救后,父母親被解放軍護送回到八宿縣城,被安排到白馬區皮嘎村務農。我聽父母講,救我們的解放軍那個班里有6名戰士被土匪加瓊殺害了,聽聞噩耗,我們全家人很是悲痛。
1960年,我們全家搬到白馬區哲巴村,雖然在民主改革中分到了土地,但土壤貧瘠,靠種地是吃不飽的,還得靠政府救濟。村里成立合作社的時候,因為父親有木工技術,就讓他在木工組里干活。他還推廣鼓風機,在當時可是一件新鮮事物。“遠看一頭牛,近看光骨頭”,是當時大家對鼓風機的戲稱。對了,我是在那時開始在乃然寺院內布置的教室上學的。這所小學開始從乃然寺院搬遷到縣城附近的日吉村,也稱扎果小學,當時有一到六年級。由于受“文革”的影響,學生學文化的時間少,多數時間是背誦毛主席語錄。
白馬區白馬鄉成立人民公社后,我們村叫白馬公社生產二隊。父親在生產二隊做木工、干農活,還利用閑余時間在自家房前屋后種起了菜,開始日夜忙活起來。父親種的白蘿卜,一個有四五斤重,蓮花白重15斤左右,南瓜重20斤樣子,還有玉米。父親種菜,給生產隊掙了不少錢,后來就帶領村民一起種。公社領導看到了,讓其他生產隊派人員來學習,學完以后開墾荒地種菜。這種做法,今天叫“示范引領”。
當時負責修建邦達機場和擴建318國道的852部隊的食堂用菜,基本是父親種出的蔬菜供應的。因此,父親跟部隊關系比較好。有時,部隊炊事班留父親吃飯,吃的是白米飯,這讓很多人羨慕得直流口水??梢院敛豢鋸埖卣f,當時吃頓白米飯在西藏農村被大家戲稱為“開葷”。白馬公社生產二隊的人說想吃大米飯,讓父親想辦法給部隊首長說情。父親跟852部隊的首長說明情況,首長同意讓生產二隊前去送菜的人員吃了一頓香甜的米飯。當時,農村生活艱苦,能吃上米飯是件不容易的事兒。有一回,陰法唐同志經過八宿,看到父親種的菜還表揚了父親。那時候,大家常說:“要想吃得好,跟著老楊跑。”
“文革”時期,不讓種菜了,否則就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我也開始參加勞動,主要是砍柴、拾柴,然后賣給縣磚瓦廠、白馬運輸站,當時柴火的單價是一分錢一斤,一天能賣1.1元左右。到了人民公社時期,大家開始掙工分。大人勞動一天有八九個工分,我們因年紀小,只有四五個工分。我們這個生產隊有18名同齡人,直到15歲才能掙八九個工分。
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打響,家里來了一名連長,是父親的戰友,即將去前線。他得知父親的境況,開玩笑說父親是第一個進藏卻當了農民的人。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后,他還來看過父親。后來縣武裝部招兵時要做飯,知道父親是伙頭兵,就請了父親去做飯,幾乎每年招兵都叫他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各地陸續實行包產到戶,生產隊給我們家七口人分了17畝地,包括山地,還分到3頭牦牛、1頭小牛。因為白馬鄉附近沒有廣闊牧場,再加上幾頭牦牛需一人專門放牧,浪費勞動力,我們家決定把牦牛換成羊。經過與其他農戶協商,最后換到了30多只羊。有了羊,我們兄弟姊妹就多了一項放羊的工作。后來,羊群繁育到了80多只,如此一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條件逐漸改善,告別了饑餓。
還是說說我的情況吧。1971年6月25日,白馬區區委書記四郎江村來生產隊給瓦達煤礦招工,我沒有跟家里人商量就報了名。母親知道后不同意,但父親還是支持的。穿上白襯衣、藍褲子,是我當時的夢想,這也是干部和工人的標志性著裝,特別光榮。就這樣,我成為一名煤礦工人。
瓦達煤礦位于瓦達鄉瓦達村,7月1日,瓦達煤礦正式開挖,當時那里荒蕪一片。煤礦是縣里好不容易建起來的,我在里面當過團支部副書記、宣傳委員。礦上最多的時候有40多人,全靠人工拿鋼釬打孔、打井、推車,每天干8個小時。那時,我沒轉正,每月有29元工資。轉正后下井,每天還有4毛錢的補助,總體算下來,每月有42元左右。當時吃飯也是定額,每人每月40斤糧食,不下井的只有35斤。糧票還要分粗糧細糧,按百分比計算,粗糧是玉米面、糌粑、蕎麥粉,細糧是大米、白面。每個月,還要從大家的糧票里扣戰備糧1斤,節約糧1斤。到了瓦達煤礦以后分了班,我在二班當了班長,被派去馬查拉煤礦學習。馬查拉煤礦當時有三四百號人,還有大型機械設備,技術人員都比我們煤礦多。我還去過昌都達依煤礦學電工,為此,榮獲昌都地區“工業學大慶”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當年冬,我決定參加考試。在八宿縣小學參加了為期1個月的考前集中學習,終于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時刻。1978年3月,我接到扎木師范學校的通知書。當時,師范生費用全免,還發生活用品,我便開始帶薪讀書。
1981年3月畢業后,我又回到八宿工作。后來,昌都教體委統一分配,我到縣小學教了半年書,又到林卡鄉小學教了半年。當時區里缺干部,我就幫忙寫材料,后來又抽到土地下戶工作組,到林卡區鄰宜鄉搞了3個月土地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工作結束后,我回到縣里,又接到縣教育局的通知,回縣小學教書。由于教師缺乏,當時的教學任務重、工作量大,不僅教藏文、數學、體育,還要擔任班主任工作。1983年3月,組織上派我到拉薩師范學院進修數學,此次進修昌都地區去了5人。1984年,當我進修完回到縣小學,還不知道教哪個班時,接到縣委組織部的通知叫我去縣財政局上班。我去財政局報到,上了一個星期的班,又接到通知要我到縣中學任教,去教數學。后來,從初一到初三的數學教學,都由我承擔,期間還擔任班主任工作。我教的這個班的學生畢業后,有90%的人都找到了工作。
八宿縣干部深入“夏里三鄉”開展換屆工作時的合影
再講一講我的父親吧。在落實政策時,組織上對父親的身份進行了調查,負責調查的是白馬區秘書拉巴頓珠,但沒有給結果。后來有人建議我們寫父親的簡歷,爭取落實待遇,可是寫給誰、交給誰都不知道,只得作罷。體制里的工作就是這樣,一旦離開,再進去就異常艱難。
后來縣里修電站,大家知道父親種菜種得好,便派父親又去種了3年菜。最后又回到村里,那時撤區并鄉,我們村改為折巴村,父親回家后依然是種地種菜、養豬養雞養羊,過著平靜的生活。1990年3月,父親生病了,身體越來越差,他總是說:“活到今天已經不容易了,病重時就想一起當兵的戰友有哪些人,哪些人已經走了……”更多的時候,他會念叨張國華、譚冠三、王其梅、陳明義等18軍首長的名字。
父親在彌留之際,說他沒有別的要求,就希望走的時候能穿上軍裝,用漢族人的方式土葬,并且告誡我們財產不要多,不要看重錢財,更不能貪財。我們當兵時,什么都沒有,聽到號聲打起背包就出發了,我們的信念就是“紅旗指向哪里就沖向哪里”。父親經常給兩個孫子講進軍西藏的故事,到現在兩個孫子都記得爺爺講的“紅旗指向哪里就沖向哪里”的話。他也經常提醒我們要管教好子女、不要怕吃苦、團結同志、搞好鄰里關系等等。
1990年5月4日,父親病故,享年78歲。父親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哥哥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犧牲,妹妹在三年困難時期去世。父親為了母親,一輩子留在八宿,成就了婚姻,犧牲了自己。病逝前,他說起自己的兩個遺憾:一是始終沒學會藏語,盡管當年部隊里有要求,還是沒學會;二是沒有解決待遇問題,導致家里一直貧窮。當我姑姑寫信請求父親接濟糧票時,他拿不出來,也沒敢回信。因為那時,他也自顧不暇。父親回憶這些的時候很是憂傷,至死都沒有回雅安一次,也不敢回雅安。
我家民主改革中分到地主家的一套房子,在八宿縣城的皮嘎村。后來白馬區把我們家搬遷到了乃然寺廟附近,把僧人住房分給我們家。當時,有好幾戶人家搬到了這里,大家成了鄰居。到了“文革”后期,王其梅首長和警衛班住在乃然寺廟里。有一天晚上,天空刮起了大風,下起了大雨,突然聽到“轟”的一聲,我們家的一面墻倒了,長度有8米左右,高2.8米。父親見狀,著急得很。等到天亮后,王其梅首長看到受災情況,就組織警衛班的戰士給我家修墻建房,用了3天時間把房子修好了,恢復了正常生活。改革開放后,村里每家每戶都蓋起寬敞明亮的新房,父親看到別人家的房子,也想修建一棟新房。但家里經濟困難,孩子多,勞動力少,直到1989年,我家從寺廟搬到折巴村才開始修建新房,1990年新房還沒有蓋好,父親就離世了。2002年,我家的經濟條件改善了,房子才算完全修好。
我1987年到縣小學擔任副校長,任職一個學期后,調到縣教育局工作,歷任副局長、局長。任職期間,1988年,完成教育基礎工程,建成2300多平方米的縣中小學教師宿舍樓和禮堂。1989年,再次完成教育基礎建設工程1500平方米的建設,主要是各鄉村的教舍。1990年,完成邦達小學辦公室和校舍擴建工程建設349.85平方米、圍墻73.42米,完成縣中學圍墻和大門建設,自籌資金為區鄉公辦小學制作了100套桌椅。1991年,修建了縣中小教職工宿舍樓面積940.05平方米,還修建縣小學圍墻大門。另外,投資3000元改善了一所民辦小學教學條件。區教育廳巴珠同志在吉達鄉搞傳教時,我們一起辦起了巴東小學,修了3間土木結構的教室,配備了老師。
為了提升教學水平,我想到了采取“能者調到縣小學,庸者下到鎮小學”的辦法,激勵教師提升教學能力,不定期進行抽查,鼓舞教師振奮精神,提升教學質量。同時,把教學質量與工資掛鉤,嚴明獎罰機制。
為確??荚嚬?,我們經常從昌都地區教育局拿試卷,組織中小學校統一考試、統一批改。在考試時,由縣教育局和學校領導統一安排監考。如考試中發現學生作弊,就要扣相關老師的工資??荚嚦煽兂鰜砗?,根據縣教育局和學校規定的每個班級各科分數線來確定獎懲情況:如超過分數線1分獎勵5元,低于分數線罰5元,累計計算。根據地區教育局下達分配的名額為標準,我們對教小學六年級和初三的畢業班老師也進行了獎懲。錄取的學生多一名,獎勵500元;錄取學生少一名,則罰500元。錄取學生人數超過了地區教委下達的名額,可以得到地區教委的獎勵。1991年,八宿縣小學六年級畢業班,共有32名學生,17人考上內地西藏班,升學率排在了全地區第一名,為此,地區教育局還劃撥了3萬元作為獎勵。我根據老師的成績,向畢業班教師們兌現了3萬元獎金。其他縣的教育局局長,看到八宿的教學成果,十分羨慕。
1991年9月,然烏鄉小學領導匯報鄉小學的教室漏雨情況嚴重,圍墻有倒塌的危險。為此,我帶著江村歐珠老師和司機一起到然烏實地查看。后來我去然烏兵站找到楊站長,請他幫助解決了鐵皮和瓦,學校組織老師和學生搬鐵皮和瓦,同時找人修補。9月6日,我又接到地區教委的電報,要我到昌都參加地區教委的會議。天空一直在下雨,晚上十一點我們三人準備回縣里,到了沖沙村下方的公路時,看到沖沙橋已被洪水沖毀,無法通行,又返回格果道班住了一晚。第二天,我把小車和師傅留在道班上,和江村歐珠走路回縣里。走到沖沙村,看到吉達鄉黨委書記陳列皖吉在帶領群眾搶修橋梁。等便橋搭起來,我們才得以通行。此時,我們看到318國道有很多路段都被沖斷,農田也沖毀了不少?;氐娇h城的路程是80多公里,我倆走了一天一夜才趕回。第二天,我要趕往昌都開會,要走過縣城至怒江段的許多被沖毀路段。一路上,有的路基被毀,連仁字橋道班也被洪水沖垮了。我和司機扎西澤培雇了一名背汽油的民工,從縣城出發,走了47公里的路到了怒江橋,再當晚乘車趕往昌都。地區教委的領導看到我來參會,很感動,在會場表揚了我們八宿縣。為了爭取教育經費,我經常在地區教委領導面前要錢賴著不走,最終為八宿爭取到經費,我多次去地區教委,老領導們看到我就說:是不是為錢來的?
那時候昌都沒有職業班,我便帶領大家在八宿縣辦了職業班試點。盡管當時沒有什么條件,我們就創造條件。我們想辦法去找老藏醫、駕駛員,開辦了藏醫藥班、駕駛班、縫紉班。當時,英籍阿貢活佛來昌都,地區統戰部、政協、教委、衛生局等部門的領導陪同,到八宿縣郭慶鄉卓瑪拉康參觀考察。經多方溝通,我們達成了合作協議:由阿貢活佛出資在郭慶鄉建小學,他負責學生的生活費,我方負責提供建校地皮、安排老師、廚師。經過多方努力,我們建起了藏醫班,招了30多名學生。如今,我們當年培養出來的學生多數在行醫,有的還在縣醫院藏醫科工作。這項工作,當時受到地區教委的表彰和推廣。
今天的八宿縣城
1992年11月,我被調去縣編譯局當主任。我遇到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翻譯30多頁的報告,領導叫我4天之內翻譯完。我對翻譯工作不太熟悉,有很多困難。于是,白天黑夜地翻譯,用了三天半的時間完成了任務。我做了3年的翻譯工作,主要是翻譯文件、新聞、領導講話、案件等,還要隨漢族領導下鄉時做口頭翻譯工作,收集和整理寺廟歷史文化和民間故事,負責個體工商戶的店鋪藏文名稱翻譯等工作。
1995年10月,我又調到縣政法委任專職副書記(副縣級)。政法委和社會治安綜合辦公室在一起辦公,主要職責是宣傳各級領導的主要講話精神,組織公檢法司系統學習黨的政策法律法規,監督公檢法司的執法工作,組織討論、分析、解決疑難案件,做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在政法委工作期間,我還擔任了昌都地區安全局的安全聯絡員。此外,還參加了八宿縣縣志編寫工作。
2004年退休后,我繼續擔任地區安全局的聯絡員、自治區郵政管理局的郵政監督員、八宿縣法院的人民陪審員。擔任人民陪審員時,有一次,院長叫我到同卡調解處理兩個遺留下來的案件:一個是離婚案,一個是殺人賠償案。
離婚的夫妻都是同卡鎮的,婚后育有一個孩子。丈夫常年不回家,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提出離婚,要回娘家。鄉人民政府有調解員,就讓妻子回家去,但是在財產分割上沒處理好。娘家不服,上告到地區上。我去了以后,鄉里的書記、鄉長、調解員都參加了,把兩家人全部找齊,召開調解會。會上,大家都使用藏語來調解,征求雙方意見和要求。我建議能復婚就復婚,不能復婚就要遵守相關的婦女兒童相關保護法,把嫁妝全部歸還,還要給孩子分塊地。在耐心調解下,男方最終讓步了,保障了女方的權益。
此外,我還調解過一起殺人賠償案。此案在賠償問題上,雙方當事人產生新的矛盾,經過法院多次執行得不到落實。院長叫我來處理,經過我對雙方當事人做思想工作,講解法律條款后,雙方接受了我的調解,得以結案。
另外是一起酗酒致死案,簡要案情如下:幾名大車司機在邦達鎮的一家小店里吃飯、喝酒,店主和幾名司機互相認識,他們把酒喝完后還想喝,最后,店主把工業酒精兌了水拿給他們喝,造成人員死亡。此案已由縣法院和地區中院作出了判決??墒?,死者家屬(四川省雅安市天全縣人)不服,寫信給中央領導。中央領導收到信后,轉西藏自治區政法委,再轉地縣政法委。各級領導都作了批示,縣里把這項工作交給我來處理。我給死者家屬回了信。信件的大致內容有:案發經過,法院作出判決結果、依據的有關法律條令等。死者家屬收到信后,沒有意見了,再也沒有上告,讓我完成了組織上交代的任務。由于我的工作認真負責,解決和處理了以上疑難案件,受到了各級法院和領導的認可,榮獲“全國優秀人民陪審員”稱號,并受邀參加了2006年12月召開的全國第七屆審判工作會議。
我和妻子高守芬的相識,是經父親的好友、白馬運輸站站長鐘華昌的介紹。她是四川雅安天全人,1972年高中畢業,1974年3月在天全縣城關二小擔任民辦教師。由于鐘華昌和我父親關系較好,父親就委托他給我介紹一名老家的媳婦。有了他的牽線搭橋,后來,我到天全去看她,在她家吃了一頓面,然后開始通信,這樣算是認識了。1981年春節,我倆在成辦三所結婚。1984年,我倆一起進藏,她在八宿縣小學繼續擔任民辦教師。她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從事語文教學,給孩子們上音樂、數學、自然科學等課程。1984年9月,她接管三年級一個班,教語文,任班主任,把這個班教到六年級畢業。班級的27名學生中,考取內地西藏班的就有9名,是昌都地區的第一名。學校后來又招了一個漢族班,安排她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任班主任,13名學生中,被內地西藏班錄取了12名。由于工作成績突出,被推薦擔任學校副校長,但是,由于她不是正式教師,未能批準。1984年,她就跟我進藏了,但民辦教師的身份一直沒解決。我擔任教育局副局長時,有過給她轉正的機會,可考慮別人更需要這個名額,就把機會讓給了別人。直到2002年她才轉正,2009年退休。
我的大妹叫白瑪塔措,漢名為楊華秀,還在折巴村生活;二妹和四妹已經去世;三妹其帕(漢名為楊霞)和五妹澤擁都嫁在了四川大邑。
1986年,楊華山與妻子、孩子的合影
1997年,四川省農牧廳原副廳長、援藏干部傅志康聽說了我們家的故事,想把我們家人陸續調回四川,但是八宿已經融入了我的記憶和血脈,已經離不開這片土地了,現在想一想,還是有些感慨:喜怒哀樂皆人生,悲歡離合皆歲月。
我和妻子生育了兩個兒子,兒子們都已成家立業。大兒子在自治區藥檢管理局工作,中共黨員,副縣級;大媳婦在中國農業銀行西藏分行工作。二兒子也是黨員,在八宿縣益青鄉任人大主任;二媳婦在八宿縣應急辦工作,孫子在拉薩八中讀書。今天,我們全家的日子都過得不錯。能有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全靠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讓我們享受到了改革發展帶來的紅利。現在,我還時常想念八宿的土地還有土地上勞作、棲息的人民……
(口述人:楊華山;訪談人、整理人:蕭清 李鴿 楊宏燕;訪談地點: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高升橋蕭清工作室;訪談時間:202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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